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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

赵生群:硬骨头一啃40年,与《史记》结下不解之缘

他曾是晒粮开河的生产队员,却考上大学研究起了古典文献,从此与《史记》结下不解之缘……

他二十几平的小房子堆满了书籍,被虫蛀了也舍不得扔……

他历时8年修订《史记》……

修订本《史记》先后获得江苏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

他就是南师大文学院赵生群教授。

2013年,赵生群教授完成了一个“大活儿”:由他主持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正式面世。为了完成此次修订,他和修订组另外7位成员投入了8年时间和精力。早在40年前,赵生群就和史记结下了终身难舍的情缘。

晒粮开河的生产队员挑着行李,带着石锁,来到了省城

赵生群教授的阳台上有一把三十斤的石锁,这是他来南京上大学之前朋友连夜凿制的。年轻时的赵生群颇有膂力,除了爱好锻炼,还和他出身农家分不开。

高中毕业正值“文革”,无学可上,赵生群回到老家生产队劳动了两年多。夏天在粮管所晒粮,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踩着长长斜斜的跳板,上上下下,一干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还挑过二百多斤的担子。冬季农闲,还要修路、开河,早上数着星星出工,晚上数着星星收工。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本已抱定当一辈子农民的赵生群看到了命运转机的希望。然而初试过后,估算下来数学顶多三十几分。一时心灰意冷,感觉复试无望,就随生产队开河去了。不曾想刚出完河工,复试通知就来了。

那一次,全乡参加复试的一共24人,最后只有赵生群一人考上了大学。那一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有570万人,最后考取大学的只有27万人,这个群体有个特殊的称号: “七七级”,赵生群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填报高考志愿时,赵生群想法很简单,只要能换掉农村户口就行,为求保险,填了苏北一所普通师专。后来在中学教导主任的指点下,填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3月5日,赵生群挑着一担行李,带着石锁,来到了省城南京宁海路122号,一所草木繁盛,风景秀丽的校园,在这里读书求学、教书治学,一晃四十年。

“七七级”的学生们都明白自己的求学机会来之不易,读书十分刻苦。“上课根本用不着点名、抓纪律。”“1977级的学风可能是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都是知甘苦的学生。”赵生群回忆道。

(大学毕业前的赵生群,后排右二)

中文系的课程里,赵生群对于古代文学特别感兴趣。谈凤梁老师教魏晋南北朝文学,期末考试赵生群得了96分,谈老师后来对赵生群说:“有几项想扣你分都找不到地方扣。”谈老师讲课生动风趣,很有吸引力,板书龙飞凤舞,潇洒俊逸。他还组织兴趣小组,定期交流。从那时起,赵生群便对《史记》产生了兴趣,先后写了几篇关于《史记》的论文。谈老师后来当了南师的校长。

谈老师对赵生群的影响很大。“一个好的老师,他讲的内容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能调动学生,引起学生的兴趣,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赵生群这样说。几年以后,当他自已走上讲台,也时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赵生群永远记得,1981年12月21日,本科毕业前夕,他在毕业报告会上作了“论司马谈作史”的学术报告,在师生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赵生群的学术之路就此奠基。

十几年后,赵生群把自已的《史记》研究论文结集成书,请当年教他古代汉语的徐复先生作序,年届九旬的徐老仍记得赵生群的当年事,序云:“曩在上庠,即以文章知名,惊其长老。”

“他可以不吃饭,你必须给他买书。”

“七七级”本科生毕业后成为各部门争抢的对象。“那时候人才奇缺,很多同学都分到了省级机关等很好的单位”,赵生群说。他本人则因为在学术上崭露头角,被中文系领导看中,留校工作。

留校之初,赵生群在徐复、钱玄等先生指导下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这部大词典在汉语辞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收词37万5千条,全书共5000余万字,至今无出其右者。当时没有计算机辅助,收词、释义、排序全靠手工,抄写的卡片不计其数,工作极其繁重枯燥。那时的赵生群肯定想不到,二十年后,还有更加繁重的工作等着他。

工作上的压力之外,是当年高校青年教师生活上的困窘。1983年赵生群与妻子钱春梅结婚,住在原金陵女子学院的老宿舍楼——南山甲楼,七个平方的单间,一张大床,一张课桌,一把椅子,进出就只能侧身了。

那时赵生群做学问不分白天黑夜。晚上为了不妨碍妻儿休息,便在写字桌靠床的半边堆起高高的书墙,再把台灯用厚厚的纸卷套上,遮住光线。妻子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睡觉的。

1986年,南山甲楼拆迁,兴建南山专家楼,赵生群一家搬到了宁海路203号,住在一座三层小楼的顶层,二十几个平方。“面积变大了点儿,但那个屋顶特别薄。冬天冷得刺骨,夏天热得像蒸笼。”钱老师回忆道。冬天穿上所有可御寒的衣服,还得裹上被子。夏天穿上衣服汗就从衣角往地上滴,赵生群趴在桌子上,常常一坐几个小时,胳膊上起了一层汗疹。夜深人静,温度下降了,那是效率最高的时候,不知不觉熬夜成了常态。时间长了,赵生群过度劳累,脱发严重,“从此以后就限定他不准熬太晚。然后调整作息时间,一直坚持到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要再那样下去真的很可怕。”想到这些,钱老师还是心有余悸。宁海路203号,赵生群和妻儿一住就是十几年。

那时没有科研经费。买书是赵生群家里最大的开支。钱老师回忆:“他经常看到想要的书,就把家里的钱全部要走去买书,结果家里揭不开锅。”有一次是买《中文大辞典》,好不容易熬到发工资那一天,兴冲冲地把书买回来了,结果家里只剩十八块六毛几分钱,那就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他可以不吃饭,你必须给他买书。以买书为主,吃饭,后面再想办法吧。”钱老师清楚地记得,“这种情况三年里有八次出现。”

住房空间小,为了放书,夫人特意买了一个三人长沙发给赵生群堆书,不久沙发、桌子、椅子上就堆得跟小山一样。后来搬家的时候整理,有的书被虫蛀了,有的残留着蟑螂屎,爱书如命的赵生群心疼不已,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地用毛巾擦拭,然后再装箱打包。钱老师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你可以把他的西装弄一个洞,但是不能把他的书弄破。”

《春秋左传》研究奠定学界地位

年轻时的赵生群性格坚毅,反映在学术上,他不畏权威,敢于驳辩。

司马迁生年及《史记》断限等问题,是《史记》研究中的难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过两次大规模的讨论。初出茅庐的赵生群投入到了八十年代的那场学术大讨论中。凭着敏锐的洞察力,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扎实的文献功底,赵生群写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令《史记》研究界对这名后起之秀刮目相看。

赵生群敢于直面大问题,啃硬骨头。早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关注《春秋》的作者、《春秋》与《左传》的关系等中国经学史上的重大难题,制作了数百张卡片。凭着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赵生群在教学之余,花费十几年时间,撰成《〈春秋〉经传研究》一书,对近代以来受疑古思潮影响而渐入歧途的《春秋》学真正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在经学界影响很大。

台湾大学周凤五教授曾对赵生群说:“读你的《〈春秋〉经传研究》真是惊心动魄,读到深夜而欲罢不能,那么复杂的问题,你讲得这么清楚。”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靠反复阅读文献,科学地排比归纳,扎实的材料统计,以及细密的思辨。

古典文献专业的主要工作是古籍整理与研究。在古籍整理方面,赵生群有两大贡献,一是修订最为通行的《史记》点校本,二是对《左传》作了重新注解。前者主要靠版本学、校勘学,后者则主要靠训诂学。

赵生群的《春秋左传新注》一书原本是应出版社之约编的一个普及读本。然而一旦着手,他便发现前人的许多注释都有问题,包括大名鼎鼎的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这激发了赵生群作为学者的探究精神。原本约定两年出版,一再延期,最终花了六年。赵生群为此下了大功夫。《左传》正文近20万字,逐字录入、校对,《左传》之外,其他相关的书也是一遍遍地读,《国语》读了几十遍。有问题就记下来,存在脑子里,时时思索。功夫不负有心人,《新注》出版以后,赵生群又将思索考证的材料整理成《〈左传〉疑义新证》一书,考辨文字训诂史实问题六百多条,对于《左传》这样一部流传两千多年的经典,而能取得这样大的收获,真是出人意料。例如:《左传庄公三十年》:“斗谷于菟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昭公元年》:“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两个“毁”字,一般都理解为毁坏,赵生群认为其实应当是“舍弃”之意;《成公十八年》:“师逃于夫人之宫。”《定公四年》:“子期似王,逃王而己为王。”两个“逃”字,都是“藏匿”之意。此类例子,在《〈左传〉疑义新证》中随处可见。

从《〈春秋〉经传研究》到《春秋左传新注》,再到《〈左传〉疑义新证》,赵生群的《春秋左传》研究由宏观到微观,奠定了他在《春秋》学乃至经学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历时8年,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标点改动6000多处,修订《史记》

《史记》一书在当代最为通行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顾颉刚等著名史学家主持点校整理。2005年,中华书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

(修订本《史记》)

《史记》作为正史之首,意义重大,由谁主持修订?中华书局为此在全国四处考察。总经理徐俊说:“我们一直非常关注赵生群先生的研究,包括南师大古典文献系博士生以《史》《汉》等正史为中心的专书专题研究。我们当时遴选承担单位有几方面考虑,但最重要的是断代史、文献学的学术积累、团队力量,关键因素是主持人。”

最终确定赵生群担任《史记》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带领由方向东、王华宝、吴新江、王锷、曹红军、王永吉、苏芃组成的修订小组,一干就是八年。

二十四史中,《史记》的版本众多、史料最复杂、研究成果也最多。这次修订,校勘了十个重要版本,仅一个版本记录下来的异文就有密密麻麻的几百页,而这些都需要逐条审定。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将近万条,赵生群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逐条审核,他说“每天都在判断,头脑都要爆炸”。

为了统一标准,保证修订质量,所有的核心工作都由赵生群独自完成,每一条校勘记都由赵生群亲自撰写初稿,所有标点改动也都由赵生群一人定夺。面对庞大的点校工作量,赵生群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

文学院程杰教授目睹了赵生群的拼命。两人有时一起在仙林校区上课,赵生群总是一下课就打车回家,从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也不坐学校班车。有次问起来,“他说我如果吃了中饭再回家的话,那到家就近两点了,我抢在前面回家,可以赶紧睡一觉,下午就能工作。”

除了体力的消耗,精神上的压力更大。赵生群介绍说:“杨牧之先生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程几次全体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讲《史记》是‘众矢之的’,人们关注度太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修订工作后期,赵生群终于不堪重负,不得不住院治疗,要强的他叮嘱夫人不要对任何人讲。不知情的中华书局编辑打来电话,催问工作进度,接电话的钱老师才忍不住含泪说了实情。

文学院徐克谦教授和赵生群大学同班,他说:“做这个大工程,不仅需要有水平,而且需要有古君子的担当精神,我觉得他身上就有古君子的担当精神。”

八年的艰辛劳作,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修订版《史记》新增校勘记3400多条,重要的标点改动有6000多处,改正了大量讹误、脱落、衍生、颠倒的文字;标点方面,纠正了包括人名、地名、书名和史实等方面的许多错误。

2013年10月19日,《史记》修订本在北京、上海、天津、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多伦多、圣地亚哥等全球25个城市的31家书店举行同步首发仪式,这在中华书局乃至于古籍出版史上,均属首次。修订本《史记》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著名学者饶宗颐题词:“嘉惠学林,功德无量。”著名学者安作璋题词:“传承历史,延续文脉,精益求精,嘉惠学林。”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说:“新版《史记》代表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必将取代原本,在21世纪通行全世界。”法国汉学家陆康说:“《史记》是研究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必读经典,修订本更是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典范之作。”《史记》研究专家安平秋说:“(修订本)在标点、校勘、分段诸方面订正了原来的疏误,吸取了近六十年历史研究的新成果,是一件于学术、于文化、于历史都功德无量的好事。”

修订本《史记》入选《光明日报》“2013年十大文化亮点”、《中华读书报》“2013年十大文化事件”,被评为香港2013年5种藏书之首,先后获得了江苏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2013年卓越传播奖”;在出版界,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回过来看,《史记》修订由南师大承担,由赵先生主持,是正确的选择,《史记》修订组,不负众望。”

赵生群回忆起八年中的辛劳,也是感概不已,自己说“想想都后怕”,“我对这项工作的艰苦、对它的难度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后来发现还是估计不足。主要是高估了自己的心理素质,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当前《史记》集成性的研究成果还要数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一书,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著作能够完全覆盖和超越它。赵生群在完成《史记》修订工作之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学术规划,除了做总结性的会注考证之外,还计划继续整理《史记》及三家注文本。他说:“我的终极目标就是做一部‘史记会校会注会考’,包括《史记》重要版本的校勘,然后再来判断是非,汇集古今《史记》的注释和其他古籍里面和《史记》相关的注释,包括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心得,然后再加上包括史实在内的各方面考证,总之要全面覆盖和超越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

(赵生群教授为本科生讲《史记》,2015年)

赵生群近二十多年一直是南师大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掌门人”,从本科生教学大纲的制定,到研究生专业化课程体系的完善,赵生群带领着同道们在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培养上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和探索。

三十多年来,南师大古文献专业培养了不少古籍整理人才,但赵生群作为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圈内人”,对古籍整理事业也深怀隐忧。一方面,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效率不是很高,许多学生毕业以后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又常常感到高素质的古籍整理人才严重不足。“如何提高古籍整理人才培养的效率,进一步充实研究队伍,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赵生群在顶层设计层面仍在不断思考。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流,赵生群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华民族的祖先,以其非凡的智慧,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古代文化,无论是深度、广度、内涵以及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都足以令我们感到自豪。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遭遇忧患,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力量的巨大冲击,式微已久。近年来,情况略有好转,但远未彻底改观。这种状况,令人痛心。

赵生群说:“如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民族复兴必以文化自信为依托,文化自信离不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缺失传统文化的复兴,缺失国学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一句空话。而古籍整理正是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先导工作,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征程中,赵生群始终坚守在古籍整理与研究、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第一线!(“每周一星”系列之一 供稿单位:文学院党委 图/文:杨鸿飞、王永吉、潘文娇、郭亮)

附相关报道:

紫金山新闻 app.zijinshan.org/wap/a/20180301/1519890723842.shtml

龙虎网news.longhoo.net/2018/njxw_0301/263244.html

  • 更新时间

    2018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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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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